工商時報【本報訊】
行政院長陳冲日前在接下閣揆印信後，隨即發表「富民經濟」的理念，他以「民富國強，眾安道泰」來定位新閣的使命是要讓所得分配合理化，並讓國人在財富上與心理上有富足感。陳院長能夠如此憂懷民生，可謂政治家的典範。
這十年來台灣經濟並非沒有成長，但何以多數國人難以在財富與心理上有富足感，其原因就在於成長的果實多數人難以分享。我們就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去年底公布的國民所得統計來看，台灣這十年來的GDP分配至受僱人員報酬的比例，已由48.3％降至44.5％，成長的果實有更多分配到企業的營業盈餘。這項資料呼應了近年工資成長趨緩的事實，也說明了國人對經濟成長無感的原因。
今天許多經濟學家認為，不論所得分配如何，競爭總可以極大化總體經濟效用，因此看重成長過於分配。但19世紀後期的經濟學家馬歇爾（A.Marshall）、魏克賽爾（J.G.K.Wicksell）早已主張：「如果所得分配不適當，則完全競爭就不是最佳的。」他們兩人認為完全競爭市場所產生的所得移轉，將會形成極大的不公平，任何對完全競爭的干預，把富人的所得移轉給窮人，對於經濟社會都是有利的。
馬歇爾與魏克賽爾的主張說明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所得分配的合理非僅關乎社會正義，更關乎經濟成長；只有經濟成長的果實更合理的分配，才能促進經濟的進一步成長。這個道理其實也不難理解，一個有錢人再怎麼消費，也不可能買上百部汽車、吃上百隻烤鴨、戴上千只手錶、天天度假旅遊，因此當一個社會的財富過度集中，必然會出現消費趨緩，而消費趨緩又會導致經濟失去動能。近十年台灣民間消費低迷不振，其實也是反映財富過度集中的現象。
由此可知，不論是從社會正義或長期經濟成長而言，透過賦稅來進行所得重分配實屬必要。讓富人多繳些稅也已是普世價值，決策高層自無需把建立合理稅制視為畏途，更無需憂慮如此一來將造成階級對立。去年八月美國億萬富豪巴菲特投書紐約時報，促請美國政府加重富有階層的稅負以改善財政。由巴菲特如此富有的人倡議課富人稅可以明白，建立合理稅制以改